胡守仁先生（右）和研究生合影
胡守仁先生贈陶今雁先生《荔枝》詩（局部）
敦倫同學讓我為其令尊胡守仁先生寫一篇紀念文稿，我無法推托，其因有三：一是胡守仁先生與我外祖是武漢大學中文系先后同學，此后又成為同事；二是守仁先生雖然未教過我，但他是江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祖師爺，據說他在中文系的弟子達十二代之多，因而我的老師大多是守仁先生的學生；三是守仁先生的公子是我的78級本科同學。有此三點緣分，我也就當“仁”不讓了。
守仁先生重師承，這從他傳承游國恩先生的楚辭研究可以看出來。據游國恩先生總結，“離騷”共有66種說法，他認為其應當是楚國當時的一種歌曲名稱，意義與“牢騷”二字相同。這一創新而有證據的解釋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肯定，郭沫若先生曾明確地說：“‘離騷’兩字的解釋自來異說紛紛，只有近人游國恩講得最好。”（《屈原研究》）
我們入學后，守仁先生已年近古稀，不再上課了。前輩老師曾經向我們說起胡守仁先生為他們上《楚辭》課的情景：守仁先生從游國恩先生的論述講起，《楚辭·大招》有“伏羲《駕辯》，楚《勞商》兮”兩句。王逸注：“《駕辯》《勞商》皆曲名也。”《漢書·揚雄傳》又記載，揚雄曾模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為疊韻字，韋昭解釋為“牢騷”，后人常說發泄不平之氣為“發牢騷”，其語源大約即出于此。“牢愁”“牢騷”“離騷”三個名詞在音韻上是雙聲疊韻，可以互相通轉。所以，《離騷》篇名不應該作為一個詞組而應該作為一個詞來解釋，意即牢騷不平。守仁先生僅“離騷”二字就講了一節課。
民國時期的教授比的是讀了多少書，而不是出了多少書。在游國恩、劉永濟、劉博平諸多名師的影響下，守仁先生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早晨4點即起床讀書。一位文藝理論老師對我說：“胡先生讀書用功是出了名的，你只要隨便問他一位三流的唐朝詩人有哪些作品，他都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接著他又告誡我，“做學問要有新觀點，不能光靠多讀書。搞文學研究一定要學好文藝理論，否則拿不出新的觀點。胡先生就是吃了這個虧。”此后我讀了一些文藝理論方面的書，感到要學好文藝理論，還是離不開對文藝作品的理解。文藝作品越熟悉，對文藝理論的感悟也就越深刻。
面對旁人的議論，守仁先生依舊堅守老武大的傳統，不輕易立說，不為趨時而作，這不能不說是受了其師劉永濟先生的影響。劉永濟先生在其讀書札記《默識錄》中，提出了“用古典文學理論來檢查古典文學作者和作品”的觀點。他始終反對生搬硬套西方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來評價中國古典文學：“從文學發展看，西方文學史詩、戲劇、小說發展最早，我國則抒情詩發展最早、最盛，其原因不同。西方最古有所謂游行詩人以唱詩為業，其所唱的詩乃長篇故事，其中有說有唱伴以音樂，故其發展為史詩、戲劇、小說。我國最古即以‘頌美譏過’為詩，以‘勞者歌其事’為詩，皆抒情攄思之作，與西方分道揚鑣，各自發展。”（《論劉勰的本體論及文學觀》）因而，盲目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肢解”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批評中國古典文學作者未免太不近人情；而“以西方文法律國文，見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語法律古文，見其不合而非之”的做法，不僅是治學者“不讀書”而僅“以新奇為高”的表現，更是“車裂古人、囊撲文化”的不智之舉。（《迂闊之言》）守仁先生的“好讀書”不求“新解”，與永濟先生所批評的“不讀書”而追求“新奇”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近幾年來，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讀書多的人大多長壽。耶魯大學公共健康專家進行了一項長期調查：他們在11年中跟蹤記錄了3600名50歲以上人群的健康與閱讀習慣。研究表明，每天讀書的時間越長，壽命就越長。研究人員指出，讀者在閱讀中會追隨作者的思路、人物或情節，這種深度閱讀會讓大腦保持活躍。此外，書籍還能增強同情心、社會認知和情商，這與延長壽命也有關系。
我認為，對一般人而言，讀文學書會產生愉悅感，可以起到降“三高”的作用。對學者而言，不僅要從個人的知識需要來讀書，更重要的是將讀書作為人類文明傳承發展的需要來理解。
孔子的倫理道德觀念，“仁”是做人的底線，“學”是人性的提升。孔子對人評價最高的一個德行就是“好學”。守仁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仁”而“好學”的“人師”與“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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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吳平（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丨北京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