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請示報告制度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全黨團結統一和行動一致的有效工作機制。對于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鄧小平同志作出了積極貢獻。
明確“由誰報”——
1948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明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于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
9月，鄧小平同志領導下的中原局發布關于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并建立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明確綜合性報告、軍事報告和財政報告的報告主體，要求帶有綜合性的報告應由負責人收集材料并自己作出分析結論，為請示報告制度的落地執行作出表率。
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推動“由誰報”向下延伸。1949年11月，針對貴州新區工作策略問題，他強調“新區問題極復雜，應從各方發現與研究，望多請示報告，以便取得我們的幫助。你們對下級亦應要求他們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嚴格“何時報”——
《關于建立報告制度》規定每兩個月作一次綜合報告，鄧小平同志嚴格遵守相關時間要求。在報告中，他既深入總結“大別山經驗”，又詳盡列舉“左”傾急性病表現等。毛澤東同志評價“極為可貴”“非常之好”，并在對東北局不請示、不報告現象提出批評時指出“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作了綜合性報告……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
鄧小平同志將重大、復雜或敏感的情況和問題及時向中央進行請示報告，為中央深入掌握地方情形以及政策制定的準確性、有效性提供有力支持。據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7月，鄧小平同志先后84次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了請示報告。按照鄧小平同志在西南局的工作時間計算，平均每月2.47次。其中，1949年25次，1950年28次，1951年19次，1952年12次。
規范“怎么報”——
在鄧小平同志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期間，有10篇綜合報告得到中央批轉，供各中央局參考借鑒。大致分析，行文特征有二：
第一，內容翔實，重點突出。鄧小平同志的請示報告可分為工作進展、工作成果、工作計劃以及面臨的突出問題等類型，將中央明確規定的事項、地方的重大事項以及需要中央格外關注的重要事項及時、詳明地作出請示匯報，文風簡明、重點突出，且報告字數基本控制在兩三千字。
例如，《關于西南情況和今后工作方針的報告》全篇2300余字，既全面總結兩個月來的基本工作情況，又就城市管理、農村工作以及剿匪等重要問題作出簡明扼要的匯報。
第二，實事求是，邏輯嚴密。對于撰寫請示報告，鄧小平同志堅持兩分法：既總結成功經驗，報告取得的成績，又分析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例如，在《關于減租退押工作情況的報告》中，鄧小平同志從成功經驗、消極情形兩方面全面總結西南地區減租退押運動情形，實事求是地報告情況，認認真真地解決問題。
暢通“如何報”——
處理好民族問題，是鄧小平同志主政西南期間的一項重要工作。他始終堅持事前向中央請示、事后向中央報告，有力保證了大局穩定與工作推進。
例如，他在《謹慎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減租退押和土改》中，向中央及時報告了民族雜居地區的少數民族是否進行減租、退押及土改的問題和建議。毛澤東同志對此復電“各項意見都是正確的，請即按此施行”，并批轉各中央局“注意研究”“有可采納者則酌量采納之”。
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鄧小平同志具體負責中央與地方溝通等重要工作。他在報告的傳遞、批復過程中保證程序性，力求地方報告能夠及時得到中央批復。同時，注重靈活性，對報告的信息進行細篩并予以類型化處理，不斷提高處置效率。
例如，他將鐵道部報送中央的《關于大連鐵路醫院對地方診療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批轉習仲勛等同志，認為報告中涉及的問題可交由衛生部與鐵道部商辦；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交通部兩黨組聯合提交的有關請示報告予以駁回，指出該報告沒有形成統一方針，要求兩黨組在進一步討論商議后向中央作專門報告，提出統一的方針。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要求充分發揮請示報告的制度優勢，更加關注統一領導與獨立自主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充分調動地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黨的十二大審議并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黨的下級組織既要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工作，又要獨立負責地解決自己職責范圍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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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劉嘉瑜 古明明（作者分別為華東師范大學黨史黨建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共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員）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