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在唐詩的深情陳述中，重陽節流溢出別樣的光澤。
登高——
貞元五年，德宗詔令中和節、上巳（三月三）、九日（重陽）為“三令節”，文武百官休假一日，任“擇地追賞為樂”。這一法令，讓重陽節真正走向了較為純粹的游賞玩樂境界，改變了節日的深層內涵。
唐詩中有不少涉及登高節俗的詩作，如李白“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云”。天高氣清，俯視曠野，正可一散閑愁、郁悶，展現出一種盛唐獨有的昂揚、明凈格調。
安史之亂后，感于國勢的日漸衰微，詩人詩作又多流露出一片衰颯之音，如杜甫的“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劉禹錫的“年年上高處，未省不傷心”。
賞菊——
菊花往往在深秋時節開放，但因“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我花開后百花殺”等名句流傳，進一步襯托出菊花的高潔、傲岸。
在各種賞菊的詩作中，李商隱的《菊花》值得細品：“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
這里的“陶令”“羅含”，用了兩個典故。
羅含，東晉學者，官至侍中，時稱“湘中之琳瑯”“江左之秀”，著有《湘中記》。羅含年老辭官歸里，“比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時人以為德行之感”。可見，“宅里香”強調的是至德。
陶令特指陶淵明，他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飄逸與悠然自得，讓“籬邊色”自是凸顯了一種高逸格調。
陶淵明生前不顯，直到100年后的梁蕭統才在《陶淵明集序》中肯定其“穎脫不群，任真自得”的隱逸品性。
唐時，世人對陶淵明有更多的傾向、肯定與接受。典型者如李白，“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白居易更是一鼓作氣，寫下《效陶潛體》十六首。
在這種氛圍下，菊花與陶淵明就更密切地融匯在一起，成為高潔、隱逸的象征，并融入重陽節中，成為一個穩定的意象。
比如，“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滿，臺殿秋光清”以及“滿園花菊郁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
一如孫思邈《千金方》所載：“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在家國清平中，在盛世沉醉中，自有一種人生的愜意。
也正是在重陽節，逸興遄飛、才華橫溢的王勃寫下了傳誦千古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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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丁紅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藍萱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