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內(nèi)有一塊石碑，刻著“觀其會通”四個字。這是思勉先生所言，是他畢生治史的智慧凝練。前幾年先生逝世60周年紀(jì)念文集出版，書名用的就是這四個字。但這塊碑距離法學(xué)院有些遠，我不常見到，只是偶爾路過，會看上兩眼。
按我的理解，歷史是一張無邊無際的網(wǎng)，時間就如同一條萬古奔騰的河流，任何人都是微小的。也正因此，歷史寫作最忌簡單，“簡史”以及任何對歷史的壓縮、快進或合訂，其實都是在以反歷史的方式講歷史。更麻煩的是，簡史一旦成為潮流，我們能從過往中學(xué)到的，也就只剩三五條概論。歸根到底，簡單的東西不太可能讓我們發(fā)自內(nèi)心去敬畏。
然而，當(dāng)我讀桑本謙所著《法律簡史：人類制度文明的深層邏輯》時，這樣的想法受到了挑戰(zhàn)。僅以篇幅而言，簡史就不簡，接近50萬字，同那些一兩段、三五句以概論帶領(lǐng)的簡史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還看到，本書的寫作是高明的，從頭到尾，桑老師都以“我”出現(xiàn)在論述中。在寫作時，桑老師沒有把“自己”隱藏起來——這種第一人稱視角的寫作至少在法學(xué)界有其學(xué)脈，只是桑老師把它發(fā)揚光大了。真誠的桑老師不藏著掖著，薄弱環(huán)節(jié)都赤裸地敞開。他沒有追求“整潔”，“冗余”就是他在書中賦予新解的日常概念，令人豁然開朗。他也沒有勉強自己非要做到嚴絲合縫——為了有所為，他有所不為。
桑老師以數(shù)年心力追求的“簡”，并不是歷史的簡單，而是歷史解釋的簡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是邏輯的歷史而非真實的歷史”。
甚至我以為桑老師也會同意，我標(biāo)簽出來且嘗試突破的“簡史”論述體例，也是他所反對且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去摧毀的。只是他更有責(zé)任心，“打破舊的框架，新的框架又在哪里”，他提出了這個問題，然后以自己的“行有度”不斷約束“思無涯”，甚至低調(diào)地表揚自己，“我這個人做事有分寸”，原本可以更加“縱橫馳騁”，而不只是“確實有點信馬由韁”。
在反對“簡史”這個目標(biāo)上，我的路徑很簡單：限縮研究的時段，進入歷史的微觀，把分辨率不斷調(diào)高，也因此迷戀歷史的細節(jié)，尤其是那些偶然、例外、反常的片段；在方法上，對歷史“還原”，把過程本身展開為語境，以包容的開放度去把握一段具體歷史的源流，“忽如一夜春風(fēng)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是我覺得最好的歷史寫作。但桑老師不一樣，時間和空間對他而言并不構(gòu)成約束，以他強大的腦力和筆力，雖然文化情境被稀釋了，但同時，他將人類的制度文明概括為某種由一到萬物的“涌現(xiàn)”，于是，“簡史”在案例樣本上就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及復(fù)雜度?！叭碎e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桑老師在書中腦洞大開的兩句唐詩，或許正表達了他對歷史的感知。
說得簡單些，要我用一段話來講述“玄武門之變”，是不可能的任務(wù)，我可能會把它講成另一部“長安十二時辰”，但桑老師卻不會覺得這是個問題，在他萬物歸一的腦力算法中，這場發(fā)生于初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事變，不過是“生命圈里的古老暴力策略在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故伎重演”。
簡言之，突破“簡史”，既可以用顯微鏡，也可以用放大鏡，桑老師則掏出了高倍望遠鏡，“在我眼里，歷史還可以是一種知識編碼，一個按照時間順序組裝法律知識的框架”。
讀這本書讓我有些出神，看著窗外天氣不錯，我散步走到“觀其會通”碑前。直至返回時，我才意識到，法學(xué)院距離這里其實并不遠，只是要穿過平時我?guī)缀醪蛔叩哪瞧^(qū)。再次回到書桌前，我更意識到，桑老師打破“簡史”的方法，在法律教育的意義上是高效也是高明的。如果說我們的共同目標(biāo)是抹除讓部門法學(xué)相互割據(jù)的思想鋼印，觀法律之會通，在歷史的微觀中構(gòu)造出某種結(jié)構(gòu)的復(fù)雜，那么，桑老師如他所推崇的羅馬法“立法者”，為這種抹除和構(gòu)造提供了一條直達“石碑”的近路，正如我剛穿過的那片校區(qū)。這本書不只是讓思想沖破牢籠，還搭建了一種為法學(xué)進行（重新）知識編碼的框架。
從一本簡史的“觀其會通”，我們可以捕捉到桑老師在其中還原、聯(lián)結(jié)、演化而成的法學(xué)新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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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田雷（華東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