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李大釗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開篇就直言：“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
類似的區分，陳獨秀發表在《青年雜志》上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也有論述。他強調，“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
這樣的二分法，首先基于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從而區分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正所謂“南道得太陽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進而推論出“東人持厭世主義，西人持樂天主義；東人是謂定命主義，西人是謂創化主義；東人之哲學，為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為求溫哲學”。
現在來看，將東西文明形態僅作二元區分，恐怕是把問題想簡單了，也難免被人制造出二元對立。
比如，“東人食物，以米蔬為主，以肉為輔，西人食物，以肉為主，以米蔬為輔；東人衣則廣幅博袖，履則緞鞋木屐，西人衣則短幅窄袖，履則革履；東方舟則帆船，車則騾車、人力車，西方舟則輪船，車則馬車、足蹈車、火車、電車、摩托車”。這樣的客觀描述稀松平常，倘若將其置于二元區分之中，難免會呈現出對立之感。可見，很多場景下未必需要以二分法格之。
但必須指出的是，李大釗當年提出這一區分是有特定時空背景的，也是頗具有前瞻意義的。
首先，用靜和動來概括、區分東西文明的嘗試，抓住了一些深層次的特征。籠統地講：東方文明圈中的人，在性格特征上確實以內斂者居多；西方文明圈中的人，性格外向者居多。內向外向，一靜一動，至少在現象層面上是符合大眾認知的。
其次，與其說“靜動之分”是東西文明的根本異點，不如將之視為研究東西文明差異的切入點。為什么有“靜動之分”的印象？這種區別是可以消除的，還是不可能消除的？這都可以深入展開討論。
再次，雖然二元區分往往會引發截然對立，但也可以提供一種比較研究的理論視角。在當下的各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比較研究方法已被眾多學者所接受和采納。
最后，如李大釗自己所言：“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
事實上，李大釗早就預見到，東西方文明必須共同發力，才能推動人類的進步。同時，他在文章最后疾呼文明革新，勉勵青年“竭力鏟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于動性之技藝與產業”。這充分展現了樂觀的革命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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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陳海（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來源丨解放日報
編輯丨王越月
編審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