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人簡介
周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清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著有《維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1730—1911）》（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
內容簡介
19世紀中期以降，清代漕運經歷了根本性的變革，海運日益成為晚清漕運之主流，河運雖漸成駢枝，卻仍被中央政府視為穩妥的根本之計。同治初年起，基于維持運河通暢、以備海運不時之虞的考慮，中央政府全力推動規復河運。由此，江北持續辦理河運近四十年，江蘇也于中法戰爭后改撥部分漕糧河運。然咸豐五年黃河北徙穿運后，山東運河長期淤淺，河運的行漕方式較前大為不同。在此變局之下，借黃濟運的艱險、雇覓民船的困難，使得同光年間的河運始終限于每歲10—20萬石的規模，河漕經制難以全面規復。甲午戰后，以河運維持運道的主張逐漸被放棄，賠款、外債的重負又促使改折漕糧、以裕度支成為重要的變法議題。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議訂，軍事、財政危機終于迫使清政府停止了“勞費過甚”的河運，同光以來日益邊緣化的王朝大政就此終結。
